引 言

9月11日，美國總統候選人哈里斯vs特朗普的辯論落下帷幕，由于本次大選“兩黨候選人同時’激進化’，中間選民被拋棄”，這使得本次大選選情變得“撲朔迷離”且極易受各類突發事件影響，各項民調也顯示哈里斯和特朗普，無論在全國還是在各個搖擺州都“難解難分”，這使得本次辯論對于大選結果的重要性遠超歷史同期，由于選民對哈里斯的政策主張尚不充分了解，本次辯論對于其是否能勝選更是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對于總統辯論的看點，核心的并不是兩黨候選人的具體政策主張（這些早在各類競選活動中被反復宣傳），而是誰發揮表現的更好，誰更能打動尚未作出決定的“搖擺選民”，誰犯下重大的失誤。就這幾個維度而言，哈里斯無疑是本次辯論的贏家：特朗普則在辯論開始大約半小時后被哈里斯成功激怒，自亂陣腳，多次搶答、與主持人發揮爭執，甚至堅持*非*法移民吃寵物的謠言。根據辯論后的CNN/SSRS快速民調顯示，63%觀眾認為哈里斯獲勝，只有37%認為特朗普獲勝。同時，在辯論結束之后，在美國年輕人中有著無與倫比影響力的泰勒斯威夫特，首次明確書面背書支持哈里斯，也進一步加大了哈里斯的聲勢。

但是，即便如此，我們目前仍很難判斷：哈里斯或特朗普誰能勝選。我們在上一篇文章《如果特朗普當選，會帶來哪些影響》中詳細論述了，若特朗普當選，將帶來的“三大預期差”：“破壞性”顯著強于第一任期，全球地緣動蕩的烈度與黃金價格“上不封頂”，國內政策將更加注重安全而非刺激。

本篇文章，我們將詳細論述：這次選舉變得如此難以預料的根本原因，哈里斯的政策最重要“預期差”——更加擁抱奧巴馬激進路線，而非延續拜登溫和路線，并詳細介紹其具體的經濟、外交、內政等政策對美國經濟、“二次通脹”、全球地緣、國內政策方向及大類資產價格的影響，本次選舉的最好與最壞結果分別是什么，以及本次大選過程中的“亂象”對于“時代變化”和思考框架的啟示，這幾個關鍵問題，以饗讀者。

（一）

撲朔迷離的選情：兩黨同時“激進化”下，被拋棄的“中間選民”

我們在今年元旦發布的《2024：全球與cn資本市場機會與風險有哪些？》于市場最早指出特朗普當選概率顯著小于市場預期，在拜登辯論表現不佳，槍擊案發生后，特朗普“風頭最盛”的7月，我們在《若特朗普當選，將帶來哪些影響？》文章中依然堅定的強調“特朗普當選概率顯著小于市場預期”，隨后伴隨拜登退選、特朗普選擇激進的萬斯作為副總統候選人，其在全國及各關鍵搖擺州的民調快速下跌，哈里斯一時風光無限。然而，就在哈里斯8月初“勢頭最強”之時，其幾個關鍵決策卻在實質上大幅降低了其勝選概率，并使得本次大選的最終選情變得“撲朔迷離”。

哈里斯選擇沃爾茲作為副總統候選人，使得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呈現出“激進左翼vs激進右翼，而占比40%的最關鍵的中間選民則被完全拋棄”的特點：在哈里斯選擇沃爾茲作為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公布后，諸如“黑利競選同盟”等原本對于特朗普非常不滿，并表態支持哈里斯的共和黨溫和派選民態度開始變得猶豫和擔憂。

哈里斯的上述特點決定了，如果其當選，其政策很難依靠專家的力量從實際出發，也無法顧及各方利益，更大概率其會遵循自己內心的“感覺”和“政策初心”，如同近期出臺的爭議極大的經濟政策綱領。而由于哈里斯在諸多經濟等專業問題上相對淺薄的學識以及“激進左翼”的“政策底色”。我們預計，其若當選，將使得美國在處理各類內政外交上面臨的挑戰將遠大于拜登時期。

那么，哈里斯的“激進左翼”路線將對美國和全球帶來哪些具體的影響呢？我們接下來將分別從美國經濟、政治與社會及外交與全球角度出發進行詳細分析。

（三）

“結果公平”下的哈里斯經濟政策將帶來哪些影響

“低物價、低稅收、高社會保障”是哈里斯經濟政策主張的目標。哈里斯在8月17日北卡羅萊納州的演講中公布第一份經濟計劃《美股家庭降低成本議程》，明確表示其將專注于為中產階級創造機會，促進中產階級的經濟安全、穩定和尊嚴。整體來看，其經濟政策主張明確體現了"將立場牢固地確立在中產階級一方"的戰略定位。

哈里斯的經濟政策框架試圖通過政府干預來糾正市場失靈,實現更公平的經濟結果。正如上一篇報告所闡述的邏輯，美國制造業“空心化”，造成了美國工薪階層收入改善的乏力，中產階層的萎縮和貧富分化的加劇。由于中產階級萎縮是過去40年全球化美國社會的“利益受損者”。哈里斯在政治上明確地將自己定位為中產階級的擁護者，中產階級長期以來是民主黨的重要支持群體，通過聚焦中產階級問題,可以鞏固這一關鍵選民群體的支持。通過承諾改善中產階級生活,可能吸引一部分原本傾向共和黨的中間選民和搖擺選民。

其次，財政支出壓力陡然增加。若哈里斯當選，其重點實施這些"結果公平"政策，無疑需要巨額財政支出,這可能給已經龐大的美國國債帶來更大壓力。盡管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2025財年的初級赤字率將從2024財年的3.9%下降至3.1%，但哈里斯的政策主張可能導致這一預測值被大幅提高。她最近提出的政策，包括為首次購房者提供"首付支持"和為兒童撫養提供稅收減免，都將推高政府支出。此外，哈里斯可能會延續拜登政府的大學生貸款減免計劃，而這正是2024財年赤字率超預期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

哈里斯當選下的中美關系：可控的風險與國內政策“轉向”的契機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與特朗普若當選，其不可控性帶來的二戰后國際秩序受到根本性沖擊與“驚濤駭浪”下黃金價格“上不封頂”相比，哈里斯當選下的全球地緣風險的烈度“上限”是相對可控的，故金價上漲更多將呈現斜率相對平緩的特點：

首先，哈里斯在俄烏等關鍵地緣問題上的態度，整體上是維持二戰后的國際秩序。其將延續并強化民主黨一直以來的美國與北約、歐盟、日韓等傳統盟友的合作，在關鍵地緣問題上，以盡力履行美國的國際義務與條約義務為導向，這就使得美元霸權的基石——二戰后，美國秩序體系的基石依然相對穩固。

其次，哈里斯在全球最為關鍵的中美關系上，或將延續拜登政府“競爭不對抗”或者說“接觸+遏制”的策略，即：在高科技等方面強化限制的同時，保持與中方的貿易接觸（不過度加征普適性關稅）和尊重，并在重要地緣問題方面明確立場。這一策略這一本身將使得中美雙方因為誤判而帶來的超預期“黑天鵝”風險的概率盡可能的降低。

再次，與拜登背后的工會勢力相比，哈里斯本人及其背后以佩洛西、奧巴馬的民主黨勢力，更受益于全球化貿易體系帶來的“暴利”。特別是其副總統候選人沃爾茲，作為華盛頓資深的“知華派”，本人親和力較強，有著連續十年訪問cn的外教經歷，會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且主張中美強化文化、民間交流，這一點與23年底領導去美國時的主張不謀而合。

雖然這些傾向或難以改變中美競爭的大勢，資本市場期待的減少已有關稅和高科技限制亦較難發生，但這些主張對于控制中美沖突的“烈度”與“上限”無疑是有所裨益的。

在日趨不穩定國際地緣環境下，中美作為東西方陣營的龍頭和全球地緣的“基石”，中美沖突的烈度可控，也意味著本輪全球地緣動蕩大周期的對抗烈度，與歷史上相似階段相比，要更加緩和，這對中美兩國人民，甚至全人類而言亦是幸事。

而就國內政策而言，十九大之后政策的重心在安全與效率間的權衡，是政策階段性調整和變化的最重要考量，而外部整體地緣環境的變化又是這種政策重心階段性調整的最重要背景。我們在《若特朗普當選將帶來哪些影響》中提出：與12-18年總量政策上重視需求側刺激，產業政策上重視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的傳統以GDP為中心經濟政策框架相比，2018年之后總量政策上對于需求側刺激始終保持定力超預期，產業政策全部重心在于新質生產力、“卡脖子”、“硬科技”等與國家安全與軍備能力密切相關的高端制造業。這種經濟政策框架的根本性變化與2018年特朗普政府所主導的中美貿易戰引發的全球地緣不安全顯著加劇是密切相關，故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由于其權力的更加不受制約性及無視國際秩序基本原則對全球地緣帶來的“驚濤駭浪”，國內政策的轉向方向將是進一步注重安全，而非市場所預期的刺激。”

而若特朗普當選則完全不適用于上述邏輯，由于特朗普的權力基礎來自共和黨基層選民的“狂熱”，而不是各路的背書，反過來，無論共和黨內大佬背后的傳統勢力和資金有多強，特朗普都可以煽動選民讓其在初選中被淘汰，這就使得其權力本身相對美國歷史上所有總統候選人是完全不可控的，2016-2020年其第一任期中各種美國國內和國際的亂象的根源即是如此。而由于過去8年，特朗普對共和黨高層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改組，相對第一任期，其黨內建制派的制衡基本已消失殆盡，以及美國最高法院賦予了總統任內近乎不受法律制裁的權力，還有“共和黨2025計劃”中大幅改組美國公務員官僚隊伍等主張，一旦其當選，其政策的破壞性和“不可控性”將完全超越以往美國歷史經驗。

從這個角度看，在美國兩黨候選人同時“激進化”下，如何減少對美國和世界秩序的影響，本次國會選舉的結果亦比以往更加重要，或許對美國和世界秩序來說，本次美國大選最好的一種結果是：哈里斯勝選（其本人相對特朗普更加可控），但民主黨至少輸掉參、眾議院中的一個，使得哈里斯的激進政策落地難度進一步加大。而相應地，本次大選最壞的結果則是特朗普勝選的同時，共和黨同時控制參、眾兩院，這種情況下，失去任何制約的特朗普所帶來的“破壞性”以及全球地緣的動蕩程度或將“驚濤駭浪”。

就近期最新民調綜合分析看，盡管本次大選中總統選舉的勝負自兩黨候選人組合同時“激進化”后變得愈發難以預料，但參、眾兩院選舉的勢頭卻愈發清晰：民主黨奪回對眾議院控制的概率一直穩步領先共和黨，且近期有勢頭繼續拉大的跡象；相應地，由于這次參議院選舉涉及的34個席位中，23個來自民主黨，這使得共和黨奪回參議院的概率較大，最新的民調顯示，共和黨或以51:49的微弱優勢成為多數黨。

或許當前民調顯示的，參、眾兩院分屬兩黨且均微弱優勢的狀態，使得總統候選人的激進政策在落地過程中受到立法權的有力牽制，并不得不向中間派進行一定的妥協，或是本次大選打破兩黨愈發“激進化”格局唯一路徑。

（七）

“兩黨同時激進化的啟示”：迎接一個全球更加動蕩的“新時代”

從更廣義的角度看，本次美國大選呈現的“兩黨同時激進化，中間選民被拋棄”的特點，并非偶然：在9月1日，德國舉行的圖林根、薩克森州議會選舉中，極右翼的“另類選擇黨”得票率大幅上升，歷史上首次分別成為上述兩個州的第一大、第二大黨，而極左翼的瓦根克內西特聯盟得票率亦大幅上升，而德國總理舒爾茨所在的德國社民黨以及目前政府中聯合執政的綠黨和自民黨的得票率均大幅減少；在6月30日，法國舉行的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中：極右翼的國民聯盟獲得和極左翼的“新人民陣線”得票率均大幅上升分別列第一和第二，而法國總統馬克龍所在的復興黨及中間派聯盟得票率則大幅下降，僅列第三。

愈來愈多的激進力量崛起和建制力量沒落的背后是社會矛盾的日益不可調和和失序，而造成這一切的恰恰是西方建制派精英自己過去四十年的一系列“短視”和“貪婪”：

我們在上一篇《假若特朗普當選，會帶來哪些影響》文章中指出西方各國過去四十年，不負責任的“全球化”，追求短期企業利潤，卻帶來了本土制造業能力的長期瓦解與國內中產階層萎縮與社會撕裂的長期加劇是政治極化背后的經濟原因。

除此之外，西方各國資本在老齡化下，因片面追求廉價勞動力與奧巴馬、默克爾等西方政治精英為了短期的選舉勝利和所謂“選戰鐵盤”，而不負責任的引入大量與本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的穆斯林等*非*法移民；并試圖強行推動扭曲的“覺醒文化”與“身份政治”，來壓制普通民眾對于這些短視措施的不滿，并轉移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勞資矛盾”，卻引發了對于一個國家而言真正危險的長期災難：種族矛盾的加劇和社會共識的對立。

與美國建國之初直到上世紀，雙方候選人的辯論主要通過報紙，詳細闡述嚴肅、縝密的自身的政策觀點和從政履歷相比，互聯網、社交媒體、短視頻為了追求短期流量效應的收益，忽視基本的政策觀點的“事實審核”，愈發迎合“娛樂化”，“博出位”，甚至“陰謀論”等言論和政客大v，并通過“算法推薦”“定向推送”特定的類似觀點，使原本只是觀點傾向略有不同的群眾，形成一個個難以互通并不斷自我強化的“信息繭房”，成為培育政治極化與對立的“溫床”。

這就使得能夠贏得選舉的往往并非是最善于治理國家的政治專家，而是更能夠嘩眾取寵、煽動情緒的“脫口秀型演員”，無論對于美國兩黨都是如此，如：2004年選舉，越戰老兵民主黨候選人克里輸給更年輕的小布什，2008年的越戰英雄麥凱恩、2012年從政經驗豐富的羅姆尼輸給奧巴馬都是這種“逆淘汰”的體現，這反過來也使得美國兩黨為了贏得選舉，在新一代政治梯隊中，愈發傾向推舉所謂的“觀點激進”“有所謂人格魅力”的候選人。

經濟學家凱恩斯說過“從長期看，我們都已死去”，這句話曾被金融圈奉為“金科玉律”。過去四十年，西方建制派精英所推動的“經濟全球化”、“移民化”、“身份政治”、“流量化”無不是在這一極端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而忽視長期風險積聚的“短視”理念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政策上的體現。其本質是對構成二戰后全球長期和平的一系列經濟、政治、社會、國際秩序穩定“基石”的一種“揮霍”，是一種“崽賣爺田不心疼”的極致“貪婪”。

但長期的風險終會“聚沙成塔”般的不斷積聚，建制派精英的貪婪、短視，終將被其締造的激進民粹所“反噬”。然而，由底層民眾憤怒情緒所驅動的民粹，本質上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這種“破壞性”力量的釋放，帶來的恐怕并非是其支持者所期待的“烏托邦”，而是二戰后全球秩序“基石”的進一步崩塌，正所謂“人心思亂”。

所謂“天下大勢，’和’久必分”，西方諺語亦有言“艱難的時代造就堅強的人，堅強的人創造繁榮的時代，繁榮的時代滋生脆弱的人，脆弱的人帶來艱難的時代”，也就是說，在經歷了二戰后近八十年的全球和平和過去四十年的全球化高增長“紅利期”后，一個全球地緣更加動蕩的“新時代”或正拉開序幕。

“夏蟲不可語冰”，對于投資者而言，建立更加重視“安全”的“新時代”的經濟、政策與投資思考范式，切忌機械套用片面注重“短期效率”的高增長時代“凱恩斯框架”，而低估“新時代”的風險，并由此帶來一系列的投資誤判，或是當務之急。

風險提示：美國經濟超預期下行，全球流動性超預期收緊，國內產業政策落地不及預期，美國大選前的“黑天鵝”事件影響，全球地緣動蕩預期超預期升溫。